進化論的突變和退化器官
梁斐生
進化論的致命傷是找不到過渡生物，救星卻是突變（Mutation）。1895年荷蘭植物學家得弗萊里斯（De Vries）提出突變理論，作為遺傳基因（gene）變異的原因。他指出，一個遺傳基因的化學結構，偶然會發生微小的變化，即所謂突變。突變能在動、植物，甚至人體上發生，使生物身上產生生理變化，並且這個變化還會藉基因遺傳後代。這突變理論馬上被認定是推動進化過程的主要機能（mechanism）。
遺傳基因在大約一千萬個複製過程中，遇到完全偶然的時機發生突變，即基因在複製過程中發生了差錯，且絕大部分突變結果是有害的，會產生軟弱的動、植物，或病態、畸形的生物。它們往往無法在生物種類裡生存，終究會被自然淘汰。
達爾文卻相信鯨魚可由黑熊演變而來。他在《物種起源》的第一版中表示：「⋯⋯看見黑熊張開嘴⋯⋯游泳幾個小時，從而像一條鯨魚一樣，捕捉水中的昆蟲。即使在如此極端情況下，如果昆蟲的供應不變，又如果在鄉村裡沒有更加適應的競爭者，我不難看到，在比賽中通過自然選擇，熊在其結構和習慣上會越來越像水族動物；嘴巴越來越大，直到最後變成一個大怪物，叫做鯨魚。」
這種滑稽的臆測，應該不是科學吧！可是達爾文的追隨者不但相信這個，還相信「良性突變」使生物變得越來越複雜。事實卻是：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驚異地發現，原來合成論（Synthesis theory）與化石記錄一樣漏洞百出。
再換一個角度看，上帝給我們留下來的證據是：有生命的細胞以近乎完全的精確性（near-total fidelity）來自我複製。它的誤差程度低微到沒有任何人造機械可以比擬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內在的約束（constraints）。植物長到一定的大小，就拒絕再生長。由遺傳學的研究發現，在任何人為設計的環境，蒼蠅都拒絕跨越蒼蠅的類別。遺傳系統最優先的順序是固守組成和穩定化。
達爾文最熱衷支持者的孫子朱利安․赫胥黎（Julian Huxley）發現育種者的變革有極限。他在1942年說：「儘管經過長期不斷的努力，育種者沒有給世界帶來藍玫瑰和黑鬱金香。偏藍的紫色（bluish purple）和深青銅（deep bronze）的鬱金香是育種者長期不斷努力的極限。真正的藍與墨黑（jet black）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。」赫胥黎認為，這有限的變異是由於「缺乏可塑性」（modificational plasticity），變化只能達到這麼遠。換句話說，不同種類的植物在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。赫胥黎還說：「有些植物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（a wide range of environments），仍然『極其穩定，毫無改變』。」
稀有的誤差真能造成新生命品種的出現嗎？盲目的基因突變與其速度真能促成大進化嗎？
發現盤尼西林的醫治性能而獲得諾貝爾獎的柴恩博士（Ernst Chain）在1970年斷然否定，說：「我覺得，把適者生存與發展完全歸結於機遇突變（chance mutation）的主張，是毫無根據的。這是一個與事實完全無法協調（irreconcilable）的假設。這些傳統的進化論，把極端複雜和精細的事實（immensely complex and intricate mass of facts）過分簡單地概括起來。令我驚奇的是，在這漫長的時間裡，這個理論竟然被這麼多科學家欣然地、毫無怨言、不加批評地吞嚥下去！」
的確如此。達爾文在他的《物種起源》裡也坦白承認：「若我們能展示任何存在過的器官，根本不可能藉著許多相繼性的微小變化（numerous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）而形成，我的理論就絕對會瓦解。」事實就是：任何生物的器官，根本不可能藉著相繼性的微小突變而形成。
除此以外，達爾文在《物種起源》中又分析了人類「退化器官」的解剖學特徵，並將這些所謂「退化器官」視為進化證據，最能說明自然淘汰和用進廢退。他將這些特徵稱為「無用的或近乎無用的，因此不再受自然選擇的支配」。
想不到的是，2009年7月30日的《國家地理新聞》報導說：「研究發現，退化器官畢竟並非完全無用（Vestigial organs not so useless after all, studies find.）。」闌尾、扁桃腺，各種看似多餘的部分，曾經一度被認為「即使不是完全沒用，也是身體的多餘部分」。可是隨著科技進步，研究人員已經發現，這些所謂「垃圾器官」其實都在勤勞地工作。
網上轉貼請註明「原載《中信》月刊第636期（中國信徒佈道會）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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